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研究动态
硅谷银行倒闭的原因、影响及风控启示
硅谷银行成立于1983年，成立之初就专注服务于科技创新。在较长时期内，硅谷银行都是全球金融与科技创新融合的标杆性银行。甚至在其破产前几日，硅谷银行还获得了《福布斯》杂志“2023美国最佳银行”称号。3月11日，美国硅谷银行宣布倒闭，资本市场短期内剧烈震荡，恐慌情绪持续蔓延，美国签名银行、瑞士信贷更是紧随其后暴雷，让人们感受到突然降临的危机气息。影响仍在持续，关于业务、信用、监管等一些深层次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深入讨论。
一、硅谷银行倒闭原因分析
2022年，受通胀因素驱动，美联储开始了冲刺式加息之路，主要经济体纷纷跟随，导致银行资金面整体趋紧。从FDIC公布的数据看，2022年美国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增加了约1000亿美元，但存款规模下降了约5000亿美元。二者相反的趋势映射出银行流动性紧缺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商业银行证券资产整体下降的情况下，持有到期证券反而增加了6760亿美元。从会计准则的角度，久期拉长、增加证券的利息收入有助于保持资产负债表鲜亮，但期限结构错配风险也会增加，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证券账面损失一旦交易确认，市场风险与机构流动性风险将发生共振。2022年末，硅谷银行总资产为2090亿美元，比2021年略有增长，但存款比2021年下降了160亿美元。相对于大型银行，美国中小银行很难从美联储贴现窗口获得借款支持，且存款流失影响较大，行业层面的流动性风险将进一步向中小银行聚集，硅谷银行则是其中之一。
图1 2022年美国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变化（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FDIC
美联储加息是客观因素，硅谷银行之所以成为“雷”，仍然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与2008年不同，从历史脉络看，主要有三点：
一是硅谷银行自身业务策略过于单一化。美国大型银行普遍都形成了贷款+投行业务的“跷跷板”组合模式：在加息阶段，资金面偏紧，贷款利率攀升，信贷业务带来的回报较为丰富；在降息阶段，市场资金供给充足，资本市场往往较为活跃，投行业务又成为利润增长点。由此保证了大型银行业绩稳定。硅谷银行的业务模式则没有构成上述逻辑。资产端主要配置MBS证券以及贷款，这两项业务收益与风险基本同向。尤其硅谷银行的特色业务发展模式是将贷款投放给风投等非银金融机构，也让贷款业务和投行业务的业绩互补作用消失。在2020年下半年后，疫情担忧有所缓解后，全球科创企业融资热潮高涨，创投机构及科创企业手中拥有大量现金，并成为硅谷银行的主要存款来源。2022年，硅谷银行1730亿美元存款中，只有67亿是定期存款，96%以上[1]是活期存款、货币市场资金以及其他资金存留。加上投资机构面临相同的市场行情，他们的活期存款比一般的企业活期存款更容易大幅流动。资产负债表的期限结构也就更容易失衡。从整个业务来看，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完全锚定到了投资机构、资本市场，不是分散风险的组合结构。
二是监管政策缺乏明确的动态调整路线。2008年之后，各国对于金融的监管不断增强。本轮银行风险爆发过程中，大型银行基本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虽然市场较早就认识到“多而不能倒”与“大而不能倒”同样重要，但中小银行监管却被不断放松。2018年，特朗普政府修订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压力测试、更高资本要求的资产门槛从500亿美元提高到了2500亿美元。美联储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对金融行业的管理能力。硅谷银行刚好不必再开展这些工作，并开启了快速扩张之路。2018年末硅谷银行总资产约570亿美元，四年时间扩大到3.7倍。当通胀显现，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时候，硅谷银行快速扩张的问题开始显现。早在2021年底，监管机构就发现硅谷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缺陷。然而，此时的监管导向并没有做出调整，直到风险爆发。客观上，美联储承担的兜底责任超出了其既有的监管权限。由于党派之间观念的差异、对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立法行动较为迟缓。
三是市场信心承受了多重打击。疫情发生后，全球就在普遍担忧经济危机的到来。2022年一、二季度，美国GDP连续负增长。按照过往的危机判断标准，美国已经符合“技术性衰退”标准。从美国股市连续熔断开始，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多次出手化解风险，但化解的方式基本是扩大财政支出或者发行货币。加上俄乌冲突、能源危机、贸易摩擦等因素，全球经济缺乏新的增长动能，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断被消耗。黄金价格从2020年开始不断攀升，近期已经处于20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位。根据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调查，去年下半年开始业界对于欧美经济体的看法均为负面，而对于欧元区的经济情况更为悲观，尤其德国也逼近历次危机的低点（见图2）。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也在不断瓦解社会各界对于当前金融体系的信心。例如：伦敦交易所在“镍事件”中撤销交易；瑞士作为中立国没收俄罗斯海外资产；希腊等前期出现了国家违约行为；瑞信AT1债券（额外一级资本债）直接清零等非常规事件频繁发生，重创市场信心、市场安全感普遍缺乏。某种程度上也才导致硅谷银行倒闭会如此迅速。
图2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经济调查指数
数据来源：Wind
二、风险的外溢性影响
硅谷银行倒闭后市场避险情绪非常强烈，叠加高利息环境持续，银行机构流动性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3月的后续三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获得了约3000亿美元的资金流，使货币市场基金总资产达到5.2万亿美元历史新高。美国中小银行大概率面临新一轮整合。虽然中小银行本身确实难以引起系统性风险，但当前的经济金融关系高度复杂，必须担心其打破其他脆弱性因素的可能。考虑利率传导压力和重点风险领域，美国自身的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市场风险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美国官方积极救助硅谷银行，并不仅仅担心硅谷银行引发风险传染，而是为了挽救美国的金融-科技大循环。美国的金融资产大量锚定了科技创新的能力，由此也才支撑了资本市场多年的上涨趋势。近期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也及时提振了市场信心。但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市场则是美国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对银行实施救助后不断凸显的问题。
——政府债务。从全球来看，各国总债务都在攀升。无论是刺激经济还是拯救市场，美国政府都在不断扩大自身的债务。而作为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2022年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达到124%，已经与二战结束时期127%的债务比率相当。今年初债务总额更是触及31.4万亿美元上限，而近期美国又在考虑将债务上限提升到51万亿美元的天量。随着利率快速上行，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压力越来越大，2023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将达到6400亿美元。依靠美元的全球属性，美国政府债务实际是由全球资产来承担。更严重的情况是美元信用被透支，日本、中国、沙特及其传统盟友都在出售美元债务。2022年，日本出售了2245亿美元的美债，中国出售了1732亿美元。与之相关的俄罗斯、沙特石油减产行动以及“沙伊和解”也在逐步脱离美元-石油体系。整体上，美国政府债务已经聚集起了史无前例的风险。
图3 联邦政府债务与GDP比率（单位：%）
图表来源：https://fiscaldata.treasury.gov/americas-finance-guide/national-debt/
——房地产风险。“十次危机、九次地产”。根据美国联邦住房局公布的价格指数，2020年至今美国住房市场价格不断飙升，连续多个年度价格上涨幅度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资产本身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加息后，购房需求有所抑制，而存量客户的还贷压力加大。CMBS的利差飙升被认为是房地产违约潮的前瞻性指标。2023年1-3月，CMBS一级市场发行量不及去年的15％，而近期CMBS收益率接近10%，创2020年以来的新高。黑石集团CMBS违约事件已经引起市场对商业地产风险的高度关注。从银行资产结构看，美国银行贷款中地产相关贷款规模为5.4万亿美元占比45%，其中商业地产抵押贷款2.9万亿美元占比24%，住房抵押贷款2.5万亿美元占比21%。地区性银行占到了全美银行商业地产贷款的68%。地区性银行负债端压力增大导致商业地产贷款融资收紧有可能成为房地产风险暴露的导火索。
图4 美国联邦住房局住房价格指数（单位：千）
图表来源:美国FHA官网
美国银行业风险暴露后，已经在欧洲引发了连锁反应。美国作为全球美元发行者和科技领导者，既有对外输出风险的动因也有相应的能力。欧洲和亚洲都可能是其转嫁风险的理想目标。
欧洲——能源危机叠加银行危机。欧洲经济基础较好，美国通过金融、能源供应等渠道能够获得大量欧洲财富。欧洲与美国经济金融活动高度关联，欧洲资产美元化特征显著。欧洲前二十大银行，有十家在美国上市。截至2022年6月，欧洲地区持有的美国资产达到11.09万亿美元,比位居第二位的亚洲高3.4万亿美元，其中股票资产5.84万亿美元，长期债权4.72万亿美元。欧洲的货币政策紧密跟随美联储的节奏，但经济层面与美国存在一定的时滞（见图5）。尤其欧元区通胀比美国严重，见顶也滞后美国四个月。欧洲资金流向美国更加保值。在欧洲经济面临困境之时，美国推出了《通胀削减法案》，促使一些企业在欧洲减产或者关厂。欧洲的化工、金属等能源密集型企业纷纷采取措施。巴斯夫先后宣布在德国减少生产；美国铝业将挪威的冶炼厂减产1/3；全球最大锌生产商Nyrstar也关停了在荷兰的工厂。美国通过出售天然气、石油等已经获得了大量直接收益。当然，欧洲还存在高福利负担的问题，内部社会矛盾影响经济稳定发展。与前几年的债务危机相比，能源危机形势更加严峻。欧洲银行业的情况本身就不乐观，2008年之后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桑坦德银行等业绩频繁波动，并多次面临来自美国监管机构的处罚。
图5 美国和欧元区CPI、劳动报酬指数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Wind、公开资料整理。
亚洲——经济发展快速但金融基础偏弱。亚洲最近十多年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社会财富也逐步开始积累，但亚洲的经济发展潜力与金融实力并不匹配，外部输入性风险冲击影响会较大。从201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日本、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货币贬值幅度基本都接近30%左右（见图6）。尤其越南、泰国等国家外资依赖又较强，金融开放幅度较大，低收入、高消费、高房价问题集中。国际资本复制亚洲金融危机的条件仍然较为充足。值得注意的是，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前，美国做空机构兴登堡研究公司针对印度阿达尼旗下集团发布的看空报告，让后者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市值蒸发逾1500亿美元。印度资本市场高度集中，头部单个公司风险爆发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印度可能会成为本轮风险事件中美国机构新开辟的风险制造市场。印度经济体量庞大，也是开放经济体，或许是比其他国家更好的“收割”目标。
图6 日本、印度、越南、印尼货币汇率（单位：点）
数据来源：Wind
中国的情况相对复杂。一方面，经济增长潜力仍被看好；另一方面，资本监管较为到位。产业链脱钩问题一直在持续，科技层面的打压也让中国企业更加倾向独立自主发展。客观上，硅谷银行事件对中国当前的资本市场影响有限，但中长期，美国会在产业链、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并借助原材料、关键产品方面的定价权以及金融评级的话语权来施加影响。
中国经济金融自身的弱点在房地产和香港。前者是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问题，后者是金融体系区域分布的问题。1992年，日本房价降幅约18%，房地产泡沫破灭让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房地产行业牵连非常广，尤其像佛山制造业大部分与家具、家装等紧密相关，房地产市场低迷，制造业也受较大影响。虽然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控制有力，但庞大的体量和广阔的影响范围使得房地产行业本身安全系数就不高。而香港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沿，也是最容易受到国际资本攻击的点。最近几年，港元也多次承受贬值压力，但中国有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香港的金融稳定能够得到保证。最近几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被新加坡超越之势。香港的重点产业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房地产、旅游、专业及工商业支援，缺乏制造业支持，产业周期可能与外部金融风险形成叠加效应。
三、未来银行风控关注重点
从1980年开始，美国有7轮加息周期，相继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储贷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银行成为历次危机的中心。本次硅谷银行风险事件中，冲刺式加息、缩表让银行业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贷款、债券重新定价，久期拉长，潜在风险损失不断扩大。从历史看，主要经济体加息影响是持久的。未来银行应重点关注：
一是金融支持科创也要讲究策略和节奏。硅谷银行虽然暴雷，但不能就此全盘否定其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一些与创投机构合作、融入创业者人脉圈做法仍然值得我国机构学习。我国金融业也在积极寻求服务科创企业的路径。从硅谷银行事件中能够吸取的教训是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尤其在负债端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应适当放缓资产端的扩张速度。我国已经出现了部分“专精特新”企业获得超低利率（2%）并通过银行理财套利的问题。金融尤其银行支持科创企业需要形成层次和差异，要考虑科创企业作为中小企业客观存在的高不确定性，要契合自身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二是关注其他非常规、非金融事件的外在影响。在全球金融相对脆弱的时候，任何不稳定因素都可能成为风险导火索，要防范风险不能局限于传统的经济金融领域。尤其全球金融体系高度复杂又高度关联，金融风险防控难度越来越大。过去几年，人们已经发现：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破坏力惊人；和平稳定的生存环境并不是理所当然；气候风险影响的全局性和不可预测性大幅超出一般性风险；数字技术应用也让金融体系的技术安全风险呈指数级放大；粮食、基础电力供应等在现代社会消退的问题也再次显现。相对而言，这些风险因素更难计量、预测，影响路径也在不断延伸，传统以信用风险为代表的风险防控思维需要优化完善。
三是特色性的银行监管要有更高标准。中小银行监管标准相对低于大型银行，但经过硅谷银行的教训，特色银行监管也需要重新梳理。业务的多元化是银行控制风险的必要手段。2022年，硅谷银行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指标仍都满足监管要求。但由于业务过度集中或单一，一般监管标准失灵的概率较大。本次硅谷银行出现的挤兑速度超出了人们过往的认知。未来，银行业压力测试工作应当尽量覆盖，并针对性的设置敏感性监测指标。例如：不同贷款、存款对政策调整、经济环境变化的敏感度等。在观念上，银行应当加强自我监管，而不是依赖于监管机构的规章制度来防范自身风险。中国大型银行为解决同质化问题，也在不断追求特色化，相关的监管配套举措也要同步优化。
四是进一步强化亚洲金融风险防控联盟。亚洲经济充满活力，但亚洲金融地位偏低，美元、欧美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过高。亚洲各国金融风险也常常相伴而生。2008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多个经济体货币当局持续扩大本币互换协议范围和规模，有力促进了域内货币合作；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等也在亚洲金融风险防控方面积极努力。未来，针对金融风险防控工作要设计符合亚洲经济特征的安全保障基金和风控制度标准。尤其在输入性风险防控方面加强专业化合作和信息共享，避免重蹈亚洲金融危机覆辙。当前，数字货币、数字贸易等也提供了机制创新、合作的契机。亚洲地区可以打破国家、区域限制，通过虚实结合，形成更加紧密的金融合作同盟。
在宏观层面，各国银行本质上运营的是国家信用，做好银行风险防范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确保金融供给契合经济特征、维护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可能才是各国银行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1]Non-maturity deposits.
【本文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研究动态2023年第2期（总第210期）】
【作者简介】
吴建杭博士、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战略规划部总经理、研究部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并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委员会简介】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立于2017年5月，为首家由中国倡议发起设立的金融类国际性社会组织，其下设专家咨询委员会由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境内外专家共同组成。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以“面向市场、问题导向、深度观察、智慧方案”为定位，已形成《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研究动态》《亚洲金融观察》《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等中英文产品，举办季度论坛、年会等高端金融论坛，不断在国际金融舞台发出亚洲声音。